公益转型,也是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的转型。其中从计划慈善体制缝隙中顽强生长出的民间公益最值得关注。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的慈善体制长期处于计划体制的阴影中,大部分慈善行为仍然是政府主导,指令摊派,而且慈善行为也常常被过度政治化,这种计划慈善和市场经济已经格格不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吁国家在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时,要让慈善事业回归民间,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也应该由此改革相对应的社会治理体制。

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这种行为方式与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不同是:第一,它是志愿的,而非被迫的,它是普通人自愿地不计报酬地实现自助、互助和他助;第二,它是公共的,而非个人的,作为公共行为,公民公益或者追求公共利益,或者展现公共价值;第三,它是公民性的,这种公民性体现在它试图超越以往国家主义的计划慈善和纯粹个人性的施舍行为,强调公益慈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是一种情感和价值的礼物交换。除此之外,公民公益还寻求共识,强调以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公民公益对于社会转型有着以下几点重要的意义:首先,公民公益可以给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公民公益是普通人个体面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和困难而志愿地去寻求方法加以解决的过程。这就使得作为日常生活之地的社区成为公民重要的参与空间。也只有社区的公共生活活跃起来,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公民公益的重要作用在于激活基层社区,为整个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积累社会资本,同时直接带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参与。

其次,公民公益还可以培育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社会体制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会本身有能力自我组织、自我解决社会问题。当前社会组织中最能够迅速成长的就是各类公益慈善组织。人们在社区志愿参与的基础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很容易跨越社区,逐渐使自己的志愿行为制度化和规范化,这就形成各类专业性的公益组织。这些一线公益组织并不需要行政动员或者政府资源,就可以自我发展,还会逐渐形成整个公益组织的生态价值链条。包括直接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和提供资金资助的基金会、也包括国际机构、企业CSR和政府的购买服务部门,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创新逐渐会形成社会组织的一个自我循环的公益生态。

第三,公民公益还可以直接影响社会政策过程,直接推动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和传统慈善的单纯的救助不同,公民公益还强调助人自助,也强调整个社会政策的完善。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政策过程并非是政府单方面促成,而往往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的保障。因此公民公益也包含公益倡导的内容,通过公益人或公益组织对政府的表达、要求、沟通和对话,使得政府能够调整政策,改变制度,以满足民生和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

最后,公民公益对社会体制改革最长远的推动是它能不断培育出积极公民。社会体制改革虽然关注制度的改革,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的公民来推动和实施,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可以落实的制度。积极公民是指那些敢于积极担当社会责任的公民,从汶川到芦山,我们都能看到在公益慈善的行动中比较容易涌现出这样的积极公民。我们今天谈到很多的社会创新家,很多就拥有积极公民的精神。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以公民价值观为核心,进行资源整合和动员,推动各类公益慈善的行动。公民公益需要通过激活以往的中华公益慈善传统,需要改革当前的教育、传播和知识生产机制,通过这种改革,使得更多的积极公民从公益慈善事业中涌现出来。

社区参与、社会组织、改善治理和培育公民构成了公民公益推动社会转型的四种途径。我们相信社会转型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普通人的努力,虽然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但从另一面看,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将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